什么样的家庭更可能三代同住！

虽然核心家庭已是主流的家庭模式，但由于生活成本的增加、工作压力的增大、婚姻稳定性的减弱等原因，核心家庭面临越来越多的社会风险。因此，家庭亲属网络间的互助合作传统在新的历史时期得到延续，子代与父代组成长期性或临时性的主干家庭仍然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然而，由于家庭的核心化以及代际关系的变迁，是否与祖辈同住往往是核心家庭满足自身需求和应对社会风险的策略性选择，它受核心家庭对祖辈资源的依赖程度的影响。而这种策略性的选择也意味着，与祖辈同住的影响会因社会情境的差异而不同。

那么，当前什么样的中国家庭更可能三代同住?与祖辈同住如何影响青少年的学业表现?与祖辈同住如何通过社会资本的机制发挥作用?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的博士生张帆和吴愈晓教授在《与祖辈同住：当前中国家庭的三代居住安排与青少年的学业表现》（《社会》，2020.3）一文中试图回答上述问题。

他们利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学年的追踪数据，着重考察了当代中国家庭的三代居住安排的影响因素及其对青少年学业表现的影响和中间机制，有以下几个发现:

第一，青少年是否与祖辈同住往往取决于家庭的功能需要，它与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母亲的工作参与以及家庭结构密切相关。研究发现，来自较低阶层家庭、母亲参加工作以及单亲家庭的青少年往往更可能与祖辈同住。

在现代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格局已经被打破，大多数女性(特别是高学历的女性)走出家庭并参与到劳动生产过程之中。

但是，由于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存在，子女照料等生理性抚育仍然被视为女性的主要家庭责任，使得她们往往面临更为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

因此，调动上一代的资源来缓解家庭的负担和工作家庭冲突，组建临时或长期的主干家庭成为已婚夫妇常用的策略。也就是说，已婚夫妇是否与上一代同住与女性的劳动力市场参与情况密切相关。在职女性的家庭由于更依赖上一代在家务劳动和子女照料等方面所提供的服务，因而更有可能三代共同居住。

另外，近年来房价的高涨以及生活成本的增加，低收入的家庭在一定程度上很难购买独立住房，而不得不与上一代共同居住。有经验研究也显示，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与是否和父母同住呈现负相关关系，子代的社会经济地位越低，越有可能选择与父母同住。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社会观念的变迁等原因，婚姻不稳定性因素日益增加，中国离婚率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由于户籍制度以及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进城务工的农民往往将子女留在农村，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留守儿童”。

这使得夫妻一方或双方在儿童抚育过程中的缺位日益凸显，家庭双系抚育结构面临严重的危机。

特别是当家庭中母亲缺位时，由于男性和女性所承担家庭功能的差异，往往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子女抚育问题。因此，与双亲家庭相比，父母缺位的家庭更加需要通过家庭网络来缓解由于家庭解体或父母缺位所带来家庭危机，对祖辈资源也相对更加依赖，因而更可能会三代共同居住。

第二，与祖辈同住有助于提高青少年的学业表现，而且在最大限度地保证数据平衡性后，这种积极效应仍然显著存在。

首先，当与祖辈同住时，祖辈更可能参与青少年的抚育过程，因而祖辈与孙辈间的互动也会更加频繁。其次，共同居住意味着多代间经济资源的共享，它不仅有利于老年人，子代及孙代同时也是受益者。而且，由于空间距离的缩小，同住的祖辈也更有可能对子女家庭和孙辈给予直接的经济援助和投资。

另外，研究还发现，与祖辈同住对来自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家庭以及单亲家庭的青少年的学业表现具有明显的补偿效应。

第三，与祖辈同住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加强亲子间的家庭社会资本这一机制作用于青少年的学业表现。

首先，当与祖辈同住时，由于家庭中成年人的增多，代际间的互动将由核心家庭中父子两代间的互动扩大至祖辈、父辈和孙辈三代间的互动。这就意味着，在三代同住家庭中，除父子互动所产生的家庭社会资本外，还包括祖辈和父辈以及祖辈和孙辈间的家庭社会姿本。因此，在选择与祖辈同住的家庭中，可被孙辈使用的家庭社会资本的总量会更多，而丰富的家庭社会资本也有利于孙辈的教育发展。

其次，当与祖辈同住时，祖辈提供的家务服务和经济等方面的支持，有助于缓解父辈的经济压力和精神健康状况，使父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孩子身上，增加了父辈和孙辈的互动频次、期望以及对孩子的监管，而且父辈也更有可能与学校等社会机构联系，改善孙辈的成长环境和养育质量，进而对孙辈的教育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再次，祖辈和父辈在儿童抚育等方面的劳动分工和权力关系也可能会影响父辈在家庭社会资本上的投入。

在当代中国城市家庭育儿实践过程中，母亲掌握孩子成长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并承担了社会性抚育的教育职责，而祖辈则以“帮忙者”的身份进入子女家庭， 承担了大量的儿童生理性抚育和日常生活照料工作，在家庭事务决策和话语权上处于边缘地位。

那么，在这种分工体系下，由于祖辈对父辈所承担的儿童生理性抚育功能的替代，父辈可以更加专注于孙辈的教育，他们之间的互动因而更加有针对性，也更加高效和深入，这有利于父辈和孙辈之间社会资本质量的提高。

最后，在这种“以下一代为重”的多代合作抚育的分工体系下，父辈和祖辈间关系的相互调整也有利于提高父辈和孙辈间的家庭社会资本。

当与祖辈同住时，父辈有可能采取更为积极的教养方式，满足祖辈对亲密关系的期待。而祖辈则也可能会充当父辈的“传声筒”，将父辈的期待和要求传递给孩子，并且将孩子的相关表现反馈给父辈。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提高父辈和孙辈间的相互期待和一致性以及父辈对孩子的监管。

总而言之，在选择与祖辈同住的家庭中，因为增加了一个家庭主体，所以家庭内部的社会资本总量会大幅度增加。不仅如此，祖辈的加入还可以改善或增强原来的父辈与孙辈之间的互动模式，包括父子两代之间可能更高的互动频率和更佳的互动效果，从而改善家庭内部的社会资本。

另外，祖辈加入后，其承担的家庭功能还可以帮助父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扩展家庭外部社会资本。这些增加的家庭社会资本有利于提高家庭中经济或人力资本的传递效率，促进孙辈的教育发展。

2020年6月3日，上海市蓝村路夜市，路边吃烧烤的祖孙。

针对上述发现，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了论文的通讯作者吴愈晓教授。

澎湃新闻：你们的研究认为，与祖辈同住，父辈和孙辈间的互动模式会发生积极、正向的改变。但是，是否也存在副作用情况？具体表现有哪些？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消极改变？

吴愈晓：在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的过程中，我们根据自身生活的经验和了解到的一些情况，猜想三代同住的家庭可能会存在对青少年的某些负面影响，包括我们通常说的“隔代溺爱”，即祖辈干预父辈的育儿实践，对孙辈的过度宠爱导致孙辈的不良习惯增多等。

另外，三代同住也可能会存在代际关系紧张或冲突（包括婆媳关系），从而对孙辈产生负面的影响。由于我们使用的数据库并没有上述这些详细的信息可供检验，我们只好通过检查不同类型家庭（例如高阶层或低阶层家庭、父母同住或父母一方缺位的家庭，等等）的方式来分析三代同住对孙辈可能产生的差异化影响。但分析结果均发现与祖辈同住的青少年在学业表现上优于不与祖辈同住的家庭。

我们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规避了上述潜在的负面影响。其一，三代同住的居住模式在现阶段大多是一个“同意”模式，即如果存在代际关系紧张或对孩子教育理念没有共识的家庭，往往可能不会选择共同居住。

另外，随着现代化、工业化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祖辈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威不像在传统社会那样，故祖辈（在孙辈养育方面）往往扮演着辅助、调和的角色，帮助父辈（孩子的父亲或母亲）来养育孩子或参与家庭事务。当然，由于没有直接的数据检验，上述判断主要还是停留在主观猜测的层面。我们期望后续可以通过收集更详实的数据或定性研究的方式，来验证上述猜想是否成立。

澎湃新闻：在这个研究中，祖辈在三代同住这个家庭场景中的角色是什么？仅仅是照护么？是否包含隔代教育？如果祖辈干预孙辈的教育，父辈该如何应对？

吴愈晓：如上所述，我们的数据并没有收集非常具体的关于祖辈在家庭中或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或其从事的主要家庭活动。但我们认为，祖辈在家庭中的角色应该是多样化的，正如我们在文章中提到的，祖辈的角色往往和家庭的功能需求相适应的。

如果家庭需要祖辈照护孩子，那么祖辈的主要角色就可能是看护人。隔代教育的情况也可能会有，但干预并不都是坏事，毕竟大家都希望孙辈接受好的教育，而这样的话就不存在考虑“如何应对”的问题。

文章中我们也提到，如果祖辈和父辈在教育孙辈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观念或行动的冲突，从而负面影响孙辈的学业或行为表现，那么家庭内部应该会协商处理，或者说，这样的家庭就不会选择三代共同体居住模式。

总体而言，对于大多数家庭而言，是否共同居住本身就是一个“选择性”的决定，“有需要”、“合得来”或“对大家有利”才会共同居住。这也就是我们在检验共同居住对孙辈学业表现的影响的时候，要使用特殊的方法（稳定逆概率加权）来尽量减少这个“选择性”问题的干扰。

澎湃新闻：论文提到，与祖辈同住是家庭根据自身需求的选择性策略，是否可以这么认为，如果条件允许，并且有一定的社会支持的情况下，还是以核心家庭为主的家庭结构更宜？

吴愈晓：这不是这篇文章所关心的议题，我们并没有认真或系统思考过。其实，居住安排模式的选择，以及居住安排模式对家庭成员的影响，会受到很多因素的调节，包括文化因素。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可能需要长时间的观察才能下结论。

2020年6月10日，上海市四平路，老人抱着疲倦睡去的孙女。

澎湃新闻：研究主要讨论了，与祖辈同住对核心家庭的积极影响，是否有关注与晚辈同住的祖辈的心理与感受？

吴愈晓：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这项研究的重心在于与祖辈同住对孙辈的影响，所以我们并没有考虑到祖辈的心理与感受。但无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在老龄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我们希望以后的研究能探讨这个问题。

澎湃新闻：你们在论文结语处提到的一些局限性会继续研究么？如，是否能尝试分析为什么与祖辈同住会提高家庭在各类社会资本上的投入？

吴愈晓：是的，家庭的居住安排模式及其后果是社会学一个重要的议题，无论是家庭社会学还是社会分层和流动领域的学者，都很关心这个话题。这也是我们近年来研究的重心。正如我们在文章中提到，这项研究关于祖辈信息的讨论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当然会继续研究，包括做一些定性的研究，来继续检验我们的结论是否稳健，并深入探讨居住安排与家庭社会资本两者之间的过程和机制。

关于为什么与祖辈同住会提高家庭在各类社会资本上的投入，我们在文章中提到了四点。首先是数量上，与祖辈同住的家庭中参与互动的人数增多导致社会资本总量的增加。其次，与祖辈同住时，祖辈会帮助孩子的父母处理家务、照料孩子甚至会提供经济上的帮助等等。祖辈的这些帮助可以使父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与孩子进行沟通和交流，也更有可能与其他社会机构，比如学校进行联系。

最后是祖辈和父辈在儿童抚育方面的分工。这种分工体系，我们认为在两个方面可以提高家庭社会资本。

一是祖辈对父辈生理性抚育功能的替代，可以使父辈更加专注于孩子的教育，因此他们的互动更有针对性，也更高效。

二是，祖辈和父辈的分工有协调机制，因为分工的目标是为了让孩子更好的发展。如果祖辈和父辈在教育孙辈的过程中存在严重的观念或行动的冲突，那么家庭内部应该会协商处理。

也就是说，祖辈和父辈会相互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养育实践，使合作育儿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这种相互调整的过程其实就会提高家庭社会资本。当然，我们现在的分析只是在理论上进行了初步讨论，关于这一问题，我们还需要收集更多的数据，包括一些定性研究来更深入分析住安排与家庭社会资本两者之间的过程和机制。

题图：2020年6月11日，上海市合肥路，路边乘凉的祖孙。本文图片均为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