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落地：努力让主动报告成为自觉

贵州某县医院医生在接诊时发现，一名患者未满14周岁但已经怀孕，疑似遭到了性侵害。这名医生打开“守未联盟”App中的强制报告功能，将此线索向公安机关报告。经查，这名未成年人确实遭受了侵害。

这是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在贵州落地实施的一个缩影。2020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国家监委、公安部等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制度的意见（试行）》，推动解决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发现难、发现晚问题。一年多以来，这项制度在各地逐步探索实施，为管住伸向孩子的“黑手”提供了有力支持。

“连根拔起”侵害未成年人案件

根据可疑的情况，判断其背后可能存在的侵害未成年人行为，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让施暴者及时得到惩处……一年多以来，随着强制报告制度宣传推广程度提高，这项制度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

江苏连云港一名女童遭受亲属侵害，无奈之下，这名女童在某短视频平台上向其他用户发送私信求助，这封私信成了挽救她的关键。接到私信的用户立即将线索报告给案发地的检察机关，检察机关第一时间锁定案件发生地，联动公安、妇联等多部门解救被害人，还为她申请了司法救助。

江苏省检察机关统计发现，强制报告制度实施以来，接到的报告线索涉及性侵害、遗弃、虐待、故意伤害等，相关案件都得到了及时处置。

最高检第九检察厅检察官介绍，意见出台后，最高检主动与有关单位沟通相关情况，并与民政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等单位部门进行深入探讨，共同研究推动强制报告制度落实的具体举措。

目前，民政部已将强制报告制度的落实情况作为全国未成年人保护示范建设标准之一。教育部印发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对落实强制报告制度作出规定。公安部对旅馆业经营者接待未成年人入住提出“五必须”要求，要求旅馆经营者向公安机关报告可疑情况。

据介绍，最高检还督促各地建立强制报告制度落实机制，打通制度落实“最后一公里”。辽宁等地检察机关建立了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工作台账，对相关报告线索逐案跟踪。江苏、浙江、湖北、重庆、福建、广东、青海等多地形成了成熟完善的强制报告落实机制，检察机关与相关部门建立了沟通顺畅、配合高效、监督制约的工作体系。

努力让主动报告成为自觉

贵州一位曾主动报告学生遭受侵害线索的教师告诉记者，教师是接触学生最多的人，更容易从点滴变化中发现学生的异常，履行强制报告责任，多问一句、多想一步，往往就能及时制止侵害行为，帮助学生改变处境，甚至改变他们的人生。

但仍有一些地方缺乏落实的主动性。天津市河东区检察机关在办理一起强奸未成年人案件中，发现辖区某旅店在办理入住登记时未核查未成年被害人身份证件，于是及时向该旅店制发检察建议，当面告知旅店负责人落实强制报告制度的具体要求。

今年2月，到重庆旅游的14岁女孩及朋友在一家酒店内险遭不测，但当她向酒店告知自己的遭遇并请求他们协助报警时，却遭到了拒绝。当地检察机关就此向相关部门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切实履行主管部门职责，推动强制报告制度落地，案发酒店受到了行政处罚。

强制报告制度在全国实施后，解决相关主体主动报告不及时的问题，正是检察机关等部门的着力点。

“保护未成年人，我们基层医疗机构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所以我们日常接诊中也会注意这方面的情况。”吉林省白城市通榆县瞻榆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姜海峰说，强制报告制度出台后，当地要求所有医护人员在工作中如果发现未成年人受侵害的情况，既要充分保护孩子的隐私，及时通知家长或者监护人，也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线索。

鼓励主动报告的同时，有关部门也对不报告进行及时追责。江苏无锡江阴检察机关针对2起学校落实强制报告制度不力的情形，将线索移送市监委。湖南某小学发生教师强奸、猥亵学生案件，涉事学校负责人员隐瞒不报，检察机关对该校正副校长以涉嫌渎职犯罪提起公诉，追究刑事责任。

确保刚性执行还需更大力度

一些办案人员在工作中发现，尽管宣传贯彻力度不断加强，但目前还有单位不知晓强制报告制度，不知道自己的责任所在，报告人还存在害怕被打击报复等顾虑，主动性还不强。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施行后，强制报告制度成为法律的刚性规定，如何确保执行到位？

贵州省人民检察院第九检察部主任王东丽说，各部门加强协作联动，是确保强制报告制度有效执行的关键。“我们联合监委、教育、公安、卫健等部门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各部门的分工、责任等，构建强制报告协作机制，这样更有利于各部门及时密切配合，提高线索发现和案件办理的效率，让强制报告制度的效果得到彰显。”

今年5月，最高检启动了“检爱同行 共护未来”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监督专项行动，将强制报告制度落实作为工作重点，计划利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持续发力，集中推动各地制度落实。最高检还建立了强制报告倒查机制，在工作中推行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是否报告”每案必查。

对于更好实施强制报告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未成年人事务治理与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宁宁建议，在医生、社区工作者、教师等直接接触未成年人的群体中，应该进行更好的普及教育，提高他们发现线索和主动报告的能力，同时要进一步细化相关流程和标准，在全社会营造有利于制度实施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