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兰妮《野地灵光》：探寻那道少为人知的精神幽暗深谷

在新书《野地灵光》中，作家李兰妮写作了自己的一段独特的经历：她先后两次在广州和北京在精神病院住院治疗60多天的经历，由此这本书也成为一本建立在个人亲历和个人体验基础上的报告，是一部一位疾病患者以自己为实验对象进行个体实验的科学日志。

最近，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人民文学出版社联合举办的李兰妮《野地灵光》研讨会在京举行。

研讨会现场。

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指出，以非虚构的方式来处理精神病院或者精神病人这个群体是《野地灵光》的特别之处：“关于精神疾病的这样的书写、这样的认识是特别重要、特别珍贵的。在这个领域里，兰妮做了开拓，她自己走到野地里去，然后在野地里自己点起一盏灯，点起一堆篝火。”

深圳市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梁宇谈道，“文学艺术必须以人民为中心，李兰妮主动深入精神病院，以一种社会责任感和勇气入住北京和广州两个精神病院，接触大量精神疾病患者和专科医院的医护人员，掌握第一手资料，并阅读大量中外精神病学史料，这是很珍贵的。”

评论家施战军认为，这本书是作者自己的一个多棱镜像，也是社会众生的一种对话。这样的写作是探微、探底，更是领受和领悟。作家徐可认为《野地灵光》是由关照自我释放向关照他人转变的一部书，“像《旷野无人》也好，《我因思爱成病》也好，可以说是自我的释放。现在，《野地灵光》这本书从自我转向他人、关照他人，所以不是光是一个自我的释放，而是对他人的关照，这需要有非常巨大的勇气”。“它不光是文学性的著作，而且是学术性和科普性的著作；在普通的文学很难触及的领域，向读者讲述精神病人的世界，为我们开启另外一扇精神的窗口，所以能够照亮整个社会人心”。

作家刘琼将《野地灵光》与契诃夫的《六号病房》对比，“《野地灵光》跟《六号病房》在最后效果上是一样的，在对象上是有一致性的，她要描写这种病痛的遭遇，也表现当下中国人生存的状态，包括精神的危机。我的深切感受，精神危机的东西是写作的动力，她阐述人类生存困境下，包括兰妮自身，这些细节特别打动我”。

作家王国平则表示，“看完这本书还有一个很大的感想，对于精神上的障碍，没有地域的差异，也没有年龄的差异、性别的差异、地位的差异、贫富的差异，它是公共性的”。而李兰妮的写作，就是在人与人之间架起的桥梁，“兰妮老师自己站出来，像桥梁一样做沟通，告诉大家不是你我他，某种意义是从我到我们，我们一同面对，一起进行疗伤，一起进行抚慰”。

评论家刘大先认为《野地灵光》是一本“有用之书”，“第一，对自己，对于写作者而言，通过叙事本身有一定的治疗作用”，“第二，对于读者也是知识的普及，也是一个教育”，“还有就是对社会认知方面，敬泽老师刚才也提到，我们对所谓的精神病，之前把它视作一种异端，到现在或多或少还是有一些歧视在里面的。但是如果我们通过这种文学作品把它展示出来，还是能够引发共情、引发一种理解”。

作家李朝全认为李兰妮和史铁生“可能是中国作家里两个著名的中国病人”，“史铁生是一个身体残疾的人，按照兰妮书里写到的，兰妮自己也是一个‘精神残障人士’。这两位作家用不同的方式处理或者接近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人和世界的问题，我和我外在的这个世界的关系，实际上思考的是人的生存哲学的命题”。“兰妮的写作，有时是去治愈，常常是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医学也是这个目的，文学写作，特别是现在触及疾病，触及灵魂、精神的写作，也有这样的功能和价值，这本书有着鲜明的人文关怀的色彩，书里处处都有人文关怀的照亮”。

作家岳雯认为，“李兰妮说一个一个都是伤心人，这本书其实是认识伤心人的过程，因为每个伤心人都携带一个破碎的世界”。岳雯还关注到李兰妮语言的独特性，“这本书语言极其轻盈和灵动，形式和内容构成极大张力，但是又让人觉得非常合适，相得益彰，可读性极强。这样一种轻盈灵动，这样一种语言恰恰从泪水中而来，我们会知道这背后有多么强大的力量”。

评论家李壮则先从抑郁的日渐普遍化谈起，“今天人的内心，他的情感、他的精神所面对的困难或者疑难，一定是普遍的东西，而且是大家越来越关注的事情。这本书可能会出现在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空间里”。由此，李壮认为，“这本书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大，从更广大的意义上去看，她讲的不仅仅是病，其实讲的也是问题，而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是文学要面临的问题，甚至很多时候是文学理论所要面对的问题”。

《野地灵光》书封。

据介绍，李兰妮长篇纪实文学《野地灵光》入选2019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并于2021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该书记录了作者在广州惠爱医院、北京大学第六医院住院治疗的过程以及对于精神病院内部的微观察，描绘了精神疾病患者的日常生活状态。作者希望揭开笼罩其上的误读与偏见，还原具体鲜活的人的样貌，探寻那道少为人知的幽暗深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