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生活就是一部《红楼梦》

临近新年，十点君会陆续推出一个“年度人物”系列，评选10位在文化领域内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们或是在2019年奉献了佳作，或是赋予了我们崭新的体验，以文化的力量，在这一年带给我们温暖和启示。

今天是第2位，著名作家白先勇，文中还有【十点读书与白先勇对谈】的特别栏目，惊喜呈现~

当人生走入暮年，白先勇为《红楼梦》跑过的活动，一场一场又一场。

201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在废弃工厂改造的6000平米场地里，82岁的白先勇西装革履，给台下乌泱泱上千人讲《红楼梦》的版本问题。

兴到浓处，他摆摆手示意不许工作人员打断，于是原本不足一个小时的演讲硬生生被拉长一倍。

在做了300多场《牡丹亭》的演出后，白先勇深感自己“昆曲义工队长”的生涯可以圆满收官，于是他掉头转向，把推广传统文化的重心移到程乙本《红楼梦》上来。

一生与《红楼梦》的羁绊，也因此被他不断拉长。

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中国文学教授白先勇开授《红楼梦》课程，用英文给外国学生讲书里的故事，用中文给华人学生讲考据。

这一讲就是整整二十九年，久到明媚的加州阳光足以把俊朗的青年学者沐浴成初老的教授。1994年，57岁提前退休那天，白先勇终于把办公室钥匙返还给学校，那一刻他兴奋得不得了，“像鸟一样飞出去了，永远不回来了。”

相当决绝，那时他把《红楼梦》的讲义通通丢掉，并信誓旦旦地说：“我再也不要教书了。”

没料想二十年后终究还是食了言。因为他的好朋友，张淑香告诉他：“你应该来教《红楼梦》的课，现在的学生没耐心坐下来好好看那么厚的书了。”

白先勇听了一惊，这还了得？《红楼梦》都不读，“那他们长大了怎么办？”

于是他不顾年事已高，也不顾先前的讲义早已灰飞烟灭，重新在母校开设《红楼梦》导读课程，领着学生一回一回地读下来。

▲ 白先勇主编《正本清源说红楼》，理想国出品

上课是在400多人的大教室里，连台阶上都坐满了人，白先勇看着这些比他小了半个多世纪的学弟学妹们，心里暗想，这里面只要有一半甚至三分之一，能跟着自己从头看一遍《红楼梦》，就很不错了。

全书共120回，白先勇就足足讲了三个学期，共计100个小时。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人物次第出现，书本的方寸之间，他带着学生感悟这其中的兴衰荣辱、悲欢离合。

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

恍惚间天旋地转，时光仿佛回到七十年前——愁云惨淡的“陪都”重庆，大将军白崇禧府上花园山坡的一栋小房子里，罹患肺病而被隔离的男孩第一次翻开《红楼梦》的那个下午。

都是因为孤独。患病前，他是白家聪明伶俐的第五个儿子。

然风云突变，7岁的白先勇被查出患有肺结核，“医生在灯下举着我的爱克斯光片指给父亲看，父亲脸色一沉，因为我的右边肺尖上照出一个大洞来。”

在那个无法医治的年代里，白家只好把他隔离在半山腰上，避免更多人被传染。

“大家谈痨色变，提到肺病两个字便乱使眼色，好像是件极不吉祥的事。家里的亲戚佣人，一走过我房间的窗子便倏地矮了半截弯下身去，不让我看见，一溜烟逃掉。”

▲ 1946年7月9日，南京大方巷，白崇禧一家的全家福。前排左一为白先勇。

无忧无虑的童年在离群中结束了，孤独与敏感，成为了白先勇化解不开的人生底色。一日父母在家中设宴，他透过半山小屋的窗户向下张望，只见宾客云集，笑声四溢，父母与兄弟姐妹穿梭其间，个个喜气洋洋。

窥见大千人世间这般热气腾腾，白先勇顿感被世界遗弃，一时间悲伤涌上心头，终于忍不住放声恸哭。

这般少年初识愁滋味的光景里，白先勇推开大观园繁花世界的大门，就再也没有关上过。就像他说的，“这辈子从来没有离开过贾宝玉”。

他读到林黛玉进贾府，迎面而来大宅石狮、古董摆设，佣人的打扮气度不凡，觉得自己也变成了林黛玉，“替她感受那种压迫”；

读到元妃省亲，向贾母抱怨“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 不禁感慨“蛮凄凉、蛮动人的这一幕！”。

还有尤三姐的刚烈、贾瑞的猥琐，“随便一个小人物都能撒豆成兵，吹口气就活了”。

更不消说贾宝玉。红楼一梦，宝玉为重中之重，而如果将命运参差对照，白先勇身上总也逃不脱贾宝玉的影子。

▲ 白先勇与父亲白崇禧

白家祖上是广西桂林的书香门第，1911年，时年18岁的父亲白崇禧投笔从戎，偷逃出家加入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自此投身中国近代史的滚滚洪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那一年白先勇出生，是家中第八个孩子。

出生之时，父亲已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桂林白家府上比起贾府毫不逊色，家中有上百口人进进出出。

在白先勇儿时的记忆中，父亲总在前线打仗，偶尔回来总是“骑着马，穿着披风，很威风”。

虽是将领之家，却行传统士大夫家族的教育规范。车子不能随便坐，佣人不准打骂，“生怕我们变成纨绔子弟”。

好好读书更是每个后辈的本分，即使身在抗战前线，白崇禧还会时不时与家里通电话，一开头往往询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

既非长子也非幼子，两边都不受宠，敏感而聪颖的白先勇学会了用拼命念书来讨得家中的地位。

▲ 白先勇父亲白崇禧

动荡年代时局更迭，大后方安稳的童年不久便草草结束。1944年，日军进攻广西，7岁的白先勇跟随母亲率领的八十余口家族成员匆忙逃难。离开时，家乡桂林烧成一片火海。

逃亡列车一路走走停停，后有日军穷追不舍，气氛紧张。一次火车暂时停靠，白先勇的姨婆带孙子下车吃东西，突然有人大喊“日本人追来了”，火车慌忙中开动，一老一幼来不及上车，自此白先勇再也没见过他们。

战乱贯穿白先勇的少年时代，从家乡离开后，他先后在重庆、上海、南京、香港短暂居留。1952年，白先勇随家人移居宝岛。

家族的命运亦随战乱由盛而衰。父亲白崇禧年少起兵广西，三十多年南征北战见证国运，经台儿庄一战声誉达到顶峰；随后却一败再败，打到最后不剩一兵一卒。

曾经令日本军队忌惮的“战神”，晚年被发配闲职，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监控。

家道中落，人丁离散，白府之衰正如贾府。此番境遇中成长起来的白先勇，早早便感同身受贾宝玉所悟“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禅机。

▲ 白先勇年轻时

这种感同身受，可以在白先勇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评价中窥见一二。

历代学者多认为后四十回非曹雪芹所写，张爱玲更直称其“狗尾续貂”、“天昏地暗”，但白先勇却说后四十回“大放光明”，一定是曹雪芹写的。因为后四十回贾府衰落，没有经历过家世衰落的人，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悲悯和哀悼。

换言之，他经历过，所以他懂得。

他还将后四十回中“宝玉出家”一段，誉为中国文学的“喜马拉雅高峰”：

《红楼梦》全书最后，宝玉赤足披猩红斗篷，携一僧一道拜过贾政，转身消失在“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贾政追赶不及，返回船中方才了悟：宝玉衔玉而生，原来是来人世走一遭劫难。

1962年，母亲马佩璋病故，一生苦苦支撑大家族，享年仅59岁。母亲离去四十一天后，白先勇赴美留学，年迈的父亲在寒风中破例送到飞机梯下，将军一生戎马，此时竟老泪纵横。

▲ 1963年1月，白先勇与父亲白崇禧于松山机场留影，这是父子二人最后一次相聚。

仅四年后，白崇禧撒手人间，正在异国他乡深造的白先勇未能赶上最后一面。谈及此事，他遗憾至今。

父子最后一别时，白先勇年近而立，当是时方觉“生离死别，一时尝尽，人生忧患，自此开始。”

一部《红楼》，半世人生，翻来覆去，好似一部对照记。

▲ 在美国写《台北人》时的白先勇

早在二十几岁时，他便搭出了自己的“大观园”，那是身为作家的白先勇。

切换到文学的语境中，他被誉为“当代短篇小说家中少见的奇才”，但或许是作传统文化的“愚公”太过出色，这一部分近年来鲜为人所提及。

1968年小说集《台北人》问世，名列中文小说一百强第七名。

全书受《红楼梦》的影响颇深，氛围如后《红楼梦》四十回般倾颓，写的都是天涯沦落人。有《永远的尹雪艳》里“总也不老”的高级交际花尹雪艳，《一把青》里偏爱“童子鸡”的遗孀朱青，还有《花桥荣记》里与洗衣妇偷情的落魄书生卢先生。

▲ 电视剧《一把青》剧照

白先勇把他们统称为“台北人”，同情他们不肯放弃过去，却又无可奈何。他像曹雪芹那样，冷眼审视这些被历史戏弄的大小人物，藉着尹雪艳之口说出：“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谁又能保得住一辈子享荣华，受富贵呢？”

当时二十几岁的小年轻，写出来的却是七八十岁老人的心事。不管是叱咤风云的将军，还是风华绝代的名媛，抑或是下层社会的娼妓，都写得恰到好处。在白先勇笔下，他们到头来都任由时间将青春腐蚀，化为一堆骨灰。

文学史大家夏志清先生提到《台北人》，忍不住交口称赞它“甚至可以说是部民国史。”

写完上一辈的人生虚无，随后又有《孽子》和《纽约客》，与《台北人》主题遥相呼应，写“后民国时代”里，自己这一辈的迷茫与彷徨。《台北人》卷首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纽约客》卷首就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对照明显。

作为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孽子》既写石破天惊的性少数议题，也写传统权威的父亲与离经叛道的儿子之间的微妙关系；而《纽约客》系列6篇，从六十年代写到二十一世纪初，跨度四十余年，探讨不同时空中，海外年轻华人永恒的文化失落与找寻。

▲ 白先勇与其一生挚友王国祥

《台北人》是体察，《纽约客》是经历。白先勇犹记得刚到美国时，“不能写作，因为环境遽变，方寸大乱，无从下笔”。那年圣诞节天降大雪，他一人住在密歇根湖边，从湖堤处放眼望去，天地悠悠，上下苍茫，作家心中突然泛起某种异动，“顷刻间，混沌的心景，竟澄明清澈起来”。

回到学校，他提笔写成《芝加哥之死》，讲述一位叫“吴汉魂”的留学生之死，文化寻根之旅自此开始。

如此看来，后来推广《牡丹亭》与《红楼梦》，也不过是25岁时的延续。

关于白先勇的文学造诣，世人常引用夏志清的评语“在艺术成就上可和白先勇后期小说相比或超越他的成就的，从鲁迅到张爱玲也不过五六人”，却常常忽略其后半句“白先勇才三十二岁，还没写过长篇，凭他的才华和努力，将来应该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巨人”。

只可惜出乎夏志清意料，在后来的年岁里，“巨人”的文学创作几乎陷入停滞，以至于除《孽子》之外，竟再无长篇小说问世。

白先勇把可能成为“文学伟人”的时间和精力，都交付给了昆曲复兴。

1945年抗战胜利，8岁的白先勇跟随家人在上海听戏，第一次听的就是梅兰芳的复出演出《游园惊梦》。婉丽妩媚，一唱三叹，笙箫管笛悠然扬起，听得少年神魂颠倒，与《牡丹亭》的缘分就此结下。

六十年后，不甘于心中所爱衰落，他“振臂一呼”，出钱出力改编出一部青春版《牡丹亭》，后来连演了十几年、300多场，把原本门可罗雀的昆曲市场提升到“90%场演出都能满座”、年轻人都抢着看的位置。

只是，一个原本可以创造新文化的人，甘愿转变成文化的传承者，这样的选择会后悔吗？

“也许有些遗憾，还没有写出更多东西来，但我不后悔。昆曲也很要紧，这是老天要我做的事。”白先勇回答道。

他想起了2000年的夏天，在家中为一株佛茶培土时，顿觉心闷胸痛，到医院一检查，才发现心脏已经堵塞了99%，命悬一线，当天立即做了心脏手术才“捡回一条命”。

发病前一个月，白先勇去了日本京都为800尊观音上香，忍不住掉下眼泪。

遇佛落泪，搬“佛”救命。经此一劫，他唯心地觉得，这应该是佛的旨意：“菩萨留我在世上，可能还要我做点有用的事。”

这有用的事情，大概就是昆曲与《红楼梦》。正如他一本书的书名：

一个人的文艺复兴。